我的祖人是“江西填湖广”时期迁徙到通山的湖山湾，约摸有五百多年，那年，修富水大坝，河面上升，若薄薄的纱，好像盖住了家乡的秘密，在湖边，那十几米深的水底，埋着我祖先的屋基、祠堂，还有他们整整几十代人的心血东流与命运多舛。六十年代，爷爷低着头收拾行装，带上全家，随村里的乡亲队伍走向他乡，在莲花墩住了不来，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山岔处先后出生。分田地到户那年，一家人赶牛拉猪又搬回了湖山的后山上。高中毕业那年，我去陕西当兵，父母则从一个小镇调到县城工作，退伍后，我回到县城成家生子。新世纪那年，我下岗后，便去南方谋生，又八年，在深圳生了女儿。公司破产后，我回到老家县城盖了一栋房子，本想一家人能安定下来，而儿子长大后，开始离家迁徙，去温泉、北京读了十年书，毕业时留在省城工作，在武汉结婚生子，安家乐业，我的女儿也离家去广西大学念书，将来，也不知她会去哪里安身？我和我的先人们一辈又辈一是东一脚西一脚地在大江南北之间奔波于生存，蓦然回首，我的几代人好像一直走在家乡与他乡迁徙的路上。

我常常想，一个人到底要搬多少次家，才能把一个地方叫做故乡？一座城要经历多少次人口的空心与填补，才能长出今天这般模样？将来的安家又会散落何处呢？假如，我在一个地方能长久地歇息，我的后代们各自又奔向何方呢？

夕阳西沉。我已是身疲力倦，动弹不得，于是，我静心于一个小小门店，守着平淡的烟酒生意，如倦鸟归巢。人生，真的像候鸟一样在不断迁徙，冥冥之中，又像我的先人牵着一代代人的手，为了生活，为了立足，却有惊人般的相似，那就是在迁徙中演变，在演变中图腾。

一

迁徙，是人类写在泥土的诗行，是人们讨生活的脚印。

翻开中国地图，那些蜿蜒的河流、起伏的山脉之间，藏着无数条看不见的路。它们本来就没有路径，漫漫的长路是用脚板踩出来的，用扁担压出来的，用尸骨垫出来的。西晋衣冠南渡、安史之乱中的蜀道悲声、靖康之变后的长江雾气——再到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每个词背后都是血泪,所谓“走”，不过是逃难；所谓“闯”，不过是赌命，所谓“路”，不过谋生存。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来不是风水轮流转的得意，而是一代代人被命运驱赶着，从此岸到彼岸的漂泊，世上本没有故乡与异乡，人为匆匆过客，如影月相随。

在这些浩荡的迁徙浪潮中，试看千年古县“通山”。不过也是人类迁徙途中的驿站，江西填湖广的人潮曾漫过它的山隘，湖广填四川的队伍曾从它的村口出发，富水水库的波涛曾淹没它富饶的良田，迫使走向穷乡避壤。通山像一个沉默的渡口，迎来送往，这地方，这河山，也在一次次流动中，改变的，到底成了谁的固定模样？

走过通山，停留通山，读懂通山，便读懂了中国人迁徙史的一个切片，也就读懂了生命的来路与归途。

二

通山多山。山是屏障，也是牢笼；是庇护，也是困局。通山多水，水是源流，也是漂泊；是承载，也是逆境。

旧石器时代，发现有人在这些山洞里生火、磨石、繁衍。这是通山最早的居民，不足百人，组成扬越人的后裔，是苗蛮文化区的一部分，这里有扬越人的猎歌地、苗蛮人的篝火处。也有了石洞生火，岩壁刻痕，千古渊源，原生家族。两汉时期，全县不足五千人；隋唐，还不足八千；宋元战乱，又跌到一万出头。数字是冰冷的，可每一个数字背后，藏着每一场瘟疫、每一次兵祸、每一段举族逃亡的哭喊，人口不断在撕裂，在烈火中重生，又劫后处余生，顽强地繁衍，空穴而生息。千年来，通山依旧，那水依旧。

远古的人只知道跟着兽迹走，跟着水流走，跟着太阳走，跟着安宁走，故土难离，再苦再难，只要能生存，谁还愿再走呢？六朝动乱时，一批批北方人被迫南渡长江，其中一些翻过大山，发现这片山坳尚可容身，便搭起茅屋，开垦坡地，把异乡当故乡。后来，楚人来了，吴人来了，东南西北逃难的流民也来了。

到了宋元之际，通山的面孔已经十分模糊了。它的方言里混杂着赣语的尾音、古越语的促声、苗蛮语的腔调，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一个厦铺镇的人，听慈口乡人说话，竟要连蒙带猜。有排列就会组合，这些多元的血脉与口音，在岁月中交融，后来凝结为一个共同的地域身份：兴国人。这个称呼，是江西与湖北文化、还有南北股流掺入，在此碰撞融合，像多股水流交汇处泛起的漩涡。

真正的巨变，始于元末明初。那年月，长江中游烽火连天，十室九空，白骨露野，据《通山县志》载，通山人口由几万人锐减到不足五千余人——不及今天的一个镇子。在一山之隔的江西，却是另一番景象：人口稠密，地少人多，连年战乱让百姓呆立不安。吉安府、南昌府的田埂上，挤满了无地可种的农民。他们的眼睛望着西边——那里有湖广，有荒地，有活下去的可能。于是，一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自发移民潮——“江西填湖广”，拉开大幕。

朱元璋及时下诏书：“诏民屯垦”。就是说这里土地应有尽有，谁先到谁先得，谁得到谁是土地主人。

四个字，轻飘飘，意深深。落在人间，却是千军万马般的移动。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江西人争先恐后，挑着扁担，一头是被褥锅碗，一头是幼子老母，从武宁、修水、瑞昌等地纷纷翻过幕阜山的隘口，沿富水溯流而上，散落通山的山谷中。陈氏、吴氏、黄氏、李氏、王氏……他们在山坡上建起祠堂，在陡峭处垒起梯田，江西的种子撒进湖北的泥土，江西的方言揉入山峦的炊烟，形成通山外来人口东密西疏的大布局。

有一个故事，值得细细说来。吉安府吉水县的阮氏，兄弟七人，闻知那一纸诏令。他们没有选择——或者说，诏令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七人商议后，两人去了更远的四川，五人便往湖广去。其中排行第七的那个人，史留“七华公”。他从吉水到通山，六百余里，徒步跋涉，翻山越岭。他挑着的担子里，除了干粮，还有一本族谱、一块祖先牌位。到了通山黄沙，他放下担子，劈开第一丛荆棘时，大概想不到，二十几代之后，他的子孙会遍布这片土地，他的名字会被写进族谱的扉页，被后人恭敬地称为“始迁祖”。还有武宁和瑞昌的张、吴、陈、程、徐、王和华氏进入燕厦、洪港、宝石、横石、高湖；吉安、安福的阮氏、谢氏、华氏、朱氏进入黄沙，修水的黄氏、陈氏进入杨芳；婺源的朱氏、徐氏、叶氏进入慈口……每一个姓氏后裔，都是一条跨越千里的求生路。他们拖家带口，在通山择地而居，从古至今，开枝散叶。

这就是“江西填湖广”迁徙脉络图。它是地图上是一枚枚剑指通山夺城谋地的进军箭头，各江西各地出发，用一双双脚印叠加出来的谋生血路。史料说，真正到达目的地的，不到背井离乡时的半数。那些倒在路上的，有的死于饥饿，有的死于瘟疫，有的死于兵匪，有的只是走着走着，坐下来歇口气，就再也没能站起来。

我想象过那个画面：一个从江西来的汉子，背着一卷铺盖、一袋种子，到达通山那一刻，站在通山陌生的山岭上。四周无人，只有野猪拱过的荒地和漫山的荆棘。他放下铺盖，第一件事不是搭屋，而是跪下，朝着来路磕了三个头。然后，他抡起锄头。一锄下去，是自己的下半生；再一锄，翻起的是一个家族几百年的基业。

活下来的人，在荒坡上搭棚、垦田、建祠、修谱。陈、吴、黄、李、王等，一个个姓氏融入山川，像种子一样落进泥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今天的通山方言里，仍带着赣语的调子，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腔——那是江西、古越、苗蛮、吴楚混在一起，熬了几百年才熬出来的一锅汤，诞生独特的通山腔。用这种腔调唱山歌、采花戏、打鼓说书等就是通山特色地方文化，就连哭腔都带通山的味道来，那旋律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倔强和悲腔，这种倔强的精神那就是带着苦难而来的，那就是：“我来扎下根了，你能奈我何？”。民国《通山乡土志》记载，全县三十一个氏族中，有二十三个来自省外，占比七成。从此，通山与江西，成了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老表”关系。

先人的名字，无人记得。他们的骨殖，化作通山泥土，他们的血脉，流进了通山的河流。我认为，这才真正形成了通山的第一条血脉——先人开创的路，是拿命换来的。

三

命运，从不偏袒任何人。通山，心胸坦荡，接纳了五湖朋友，通山人，不屈不挠，开创通山之家，便有了通山之村，通山之镇、通山之城。

好事永远不会长久，两百多年后，清朝的钟声敲响，通山人的行囊又开始向西倾斜，走向更远的地方。方向是四川和陕南。这一次，轮到通山人去填别人的荒了，这一走就是半年的路途，那是何等的悲壮景象。

清朝初期，四川遭殃，张献忠的军队像镰刀一样刚掠过巴蜀大地，清军又入川的铁蹄再踏了一遍，接着三藩之乱又添了一把火，张献忠、清军、三藩，你方唱罢我登场，把天府之国杀成了千里无烟之地，康熙皇帝下了《垦荒令》：谁去四川开荒，地就是谁的，还田地免税，携妻带子者优先准其入籍。总之，官方政策是诱人的，消息传到通山，对于通山的贫苦山民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山沟里的几分薄田养不活一家人，而远方有一整片荒芜的平原在等着他们。而彼时的通山，顺治十四年全县只剩一万五千八百零七人。山多地少，灾害频发，一家人挤在几亩薄田上，糠菜半年粮。而四川“有土无人”，巨大的诱惑，就挂在月亮的西边。

心动了，走吧，为了生存，去吧，好种子就应生出更多的粮食。蜀道之难，难不住要活下去的人。

整村整族的人开始打包。他们把祖先的牌位请下来，用布包好，塞进背篓；把种子、农具、铁锅捆上；牵着牛，赶着猪，扶老携幼，踏上西行的路。有的走水路——从富水入长江，过三峡，进川江；有的走旱路——翻恩施、利川，穿大巴山。千里迢迢，风餐露宿，一路拄拐向西。康熙中叶到乾隆中期，通山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先后踏上了西行之路。通羊、大畈、黄沙、洪港、厦铺——几乎每个乡镇都有整族整村的人离开。扁担挑着家当，箩筐装着幼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走不动了，走到哪就那安家，再走不动了，就把命留在路上，两条路上均散落下了通山的遗民。

我知道，这条迁徙路程太漫长了，那边的史料上没有留下他们报到的名字，大都病死、饿死、劫难于途中。而幸存者到了川东、川北、成都平原后，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重新搭棚、垦田、建祠、修谱——就像当年他们的祖先从江西来到通山时所做的一样，白手起家，那么的熟练，那么的从容，那么的坚定，于是，四川有了起死回生了，巴蜀大地终于重新吐出了炊烟。同时，通山在乾隆到嘉庆年间，阮氏、张氏、朱氏、周氏大量迁往陕南也居多。在陕西省山阳县，至今还生活着约一万五千名清代通山移民的后代。他们依然说着“吃饭叫‘恰饭’，石头叫‘石雷’”——那是两百多年前通山话的活化石，被时代封存在秦岭深处，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方言岛”。前些年，有陕南人来通山寻根，一开口，相隔几百年的两种通山话，竟然还能对上几句，竟能听懂彼此的方言。那一刻，相逼几百年时空的同姓人抱头痛哭。他们哭的不是重逢，是哭那些死在路上的先人，血脉的记忆，比文字更长久，比石碑更坚韧。。

迁徙，它把人连根拔起，又让人在异乡重新扎根。它撕裂了故乡，又在远方长出了新的故乡，这是人类文明的伟大之处———留住了通山人的第二条血脉，留住了通山人根源。

四

如果说古代的迁徙是求生，那么现代的迁徙，便是一部从被动到主动的演变史。如果说前两次迁徙是古人用脚走出来的，那么第三次，是今人用辛酸的眼泪泡出来的。

通山人口稳定发展主要为清朝时期，道光后期始突破十万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通山人口达15万余人，说明，那百年之间，社会稳定，人安乐业，后屡遭兵燹，到1934年，人口骤降81278人，抗战八年，日本杀害民众达23600人，大批民众纷纷外迁避难，至1945年5月，通山人口锐减至54448人，解放时，流亡人口始回迁，全域人口达99000人。新中国成立后，短短七十年，人口接近五十万人，处于人口蓬勃发展的上升时期，

正当人口稳定上升时，在解放初期，通山又经历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迁移——富水水库大移民。

1958年到1966年，为了治理水患、兴修水利，国家在富水东端筑起大坝，控制幕阜山脉水源对平原地区的冲击。使水库容量达十七亿立方米，淹没了通山近十万亩良田、五万七千间民房。致使五万六千人必须离开祖辈居住的家园，或后靠上山，或迁往他乡。

那是一种怎样的告别？不是被迫逃离战火，而是为了更多人的安宁，宁愿自己的安居沉入水底，也要让山外人永世太平，这是何等的奉献与牺牲精神的气概，通山这片曾经走出过革命队伍的红色土地，如今又成了库区，通山人迁徙的骨髓里就是认命，迁徙的血性就是说走咱就走。老人们捧起一把故宅的泥土，包进手帕；年轻人回头望一眼即将淹没的村庄，转身走向陌生的山坡。他们在贫瘠的坡地上搭起土坯房、茅草棚，开荒种地。大不了，重新再来。

我的一个长辈，就是那六万分之一的人。他跟我讲过，搬迁令下来那天，村里人连夜把祖坟里的骨殖挖出来，用瓦罐装好，背上山重新安葬。老人们跪在水田边，捧起一把土，装进口袋，说：“到了新家，撒进地里，庄稼才长得活。”五万六千多人，大半人后靠上山，另一半人在县域内分散安置，也有少部分人迁往邻近的咸安、阳新、崇阳、江夏，甚至去新疆。他们失去了祖辈耕种的良田，没有路，就自己踩；没有水，就自己挑；没有电，就点煤油灯。一位库区老人说，有好几年，他做梦都梦见老家的那棵大樟树，梦见祠堂前的石狮子，梦见富水河里的鱼。醒来，窗外是陌生的山坡，而风从水库方向吹来，呜呜地响，像在哭。可是，他们扛下来了，一代人不够，两代人；两代人不够，三代人。宁愿孩子们上学要翻几座山，生病了要抬十几里路才能到卫生院，却不愿为国家说半点困难。富水库区一度成了贫困的代名词。那一代的库区人太可怜了，甚至拖累了几代人。

改革开放后，国家有了移民后期扶持政策，修路、通电、通水、改房。今天，九万六千多库区移民，大多住进了新房，门口通了水泥路，很多人家还搞起了柑橘、油茶、旅游。我有时开车经过库区，看着碧绿的湖面和岸边整齐的民居，会想起沉在水底的那个旧通山。它安安静静地躺在十几米深的水下，像一枚被时间封存的琥珀。而岸上的人，虽然，基础那么的薄弱，条件仍然很落后，但他们不认命，已经学会了和水共生，学会了把失去的变成另一种生存得到。守在水库边，像当年江西移民守着梯田一样，一寸一寸地改变着贫瘠。从“贫困库区”到“幸福家园”，这条路，已经走了半个多世纪。

这是通山的第三条血脉——沉没的路。它不是用脚板踩出来的，而是用一个县的人把祖宅沉入水底、把泪咽进肚子，才托举出来的。六十年后，水库碧波如镜，倒映着岸上的新家；而水下的旧通山，像一枚琥珀，封存着五万六千人的故土。

五

还有一种迁徙与之前就不一样了。那是带着家族迁徙精神里内那簇永远“朝着希望”的火种，找到他们安身立命的“新故乡”。

打工潮、创业潮、读书潮、出国潮——通山的年轻人背上行囊，不再是逃难，而是追梦。他们去广东的工厂，去浙江的市场，去全国的校园，去海外的实验室。县城的常住人口从一九七八年的一万八千人，增长现在的二十万。再后来，有人回来了。带着技术，带着资金，带着见识，回到通山创业、定居、建设。

这是一种全新的迁徙。古代的迁徙，是被迫出走以求生；当代的迁徙，是主动选择以求变。和平的环境、便捷的交通、发达的信息，让流动不再是押上性命的赌博，而是配置命运的选项。人们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回到农村；从此地到彼地，又从彼地回到此地。方向变了，路径变了，但内核没有变——永远朝着希望的方向前进。

但我觉得，迁徙中骨子里是一样的。一样是背井离乡，一样是在陌生的土地上重新扎根，一样是把汗水洒在别人的城市里，然后寄钱回家，供弟弟妹妹读书，给父母看病，盖一栋新楼。我们和那些从江西走进通山的先人、从通山走进四川的先人，走的是同一条路——一条拿命去换好日子的路。不同的是，我们还能回来。高铁通了，从武汉到通山不到两小时，很多在外面赚了钱的通山人，回乡创业，开民宿、办厂、做电商。县城变大了,工业园一个接着一个的建立，那是游子回归的浪潮，也是外乡人创业的天地，夜晚的通羊镇，灯火通明，广场舞的音乐盖过了蛙鸣，通羊河上灯光闪烁，游人如织。从“打工潮”到“返乡潮”，通山正在经历一场新的轮回。我有时候觉得，通山就像一口老井，不管人走多远，绳子一放，还能打上水来，还能打出一份乡愁来。如今，通山人基本上告别了泥巴屋的生活，归来的人越来越多，房子越来越漂亮。

这是通山的第四条血脉——归来之路，外来之路，是希望与重生交织的。这正是民族复兴最生动的微观景象。

六

回望通山的千年迁徙史，你会看见什么？

你会看见江西老表挑着扁担翻越幕阜山的背影，看见通山儿郎推着独轮车走入三峡的坚韧，看见库区移民后靠上山时的手推车碾过的泥泞，看见今天遍布全国的创业者拖着行李箱走向高铁站。

你会看见，每一次流动都是生存的突围，也是文化的播种。赣文化、湖广文化、外来文化、本土文化，甚至外来洋媳妇，在通山这片土地上反复叠加、交融、发酵，酿出了独特的民俗、方言、建筑和宗族传统。通山人的性格里，有江西人的精细，有湖北人的豪爽，有山民的坚韧，有库区人的包容。

你还会看见，这部迁徙史是用血泪写成的，但它的底色不仅有悲苦，更是尊严。那些倒在路上的先人，那些客死异乡的灵魂，那些把故乡沉入水底的奉献者——他们不是命运的受害者，而是历史的书写者。他们用血肉重新点亮了薪火，照亮了来路，也照亮了后人。

聆听岁月的风轮，你会听见江西老表的草鞋声，三百年前西行川陕的背篓吱呀声，六十年前库区移民的扁担声，还有三十年前打工者挤上绿皮火车时的汽笛声。这些声音汇在一起，就是通山铿锵的内核声音。

我读县志，知道通山人的血脉里，流着扬越人的野性、苗蛮人的坚韧、江西人的精明、湖广人的豪爽、巴蜀人的豁达。这么多东西混在一起，就成了今天的通山人——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搬家，不怕重来。有人问我，你们通山有什么特产？我说，通山的特产就是一种迁徙精神。那就是：活不下去的时候，就走；走过去了，就扎根；扎下根了，就不走了；万一还要走，那就起身走吧。

我仿佛又听见了那些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它们汇成一条河，从远古流到今天，从江西流到通山，从通山流到川陕，从水底流到岸上，从乡村流到城市，再回流故乡，循环往复，经久不息。

而我，就是这千万脚步声中的一个。我来过，我听过，还要继续走下去，可能是他乡，可能是故乡。

大迁徙，从来不是轻松搬家，也不是一个行囊。它是用血肉重新点亮的那一盏盏薪火，它是无数人倒在路上、客死他乡，却仍然有半数人抵达彼岸的悲壮，我目睹了的我的一个战友，在深圳创业失败后，背上一身烂债又一头扎进他当兵的第二故乡，从西安到延安，从延安到咸阳，屡败屡战，总是那么乐观地说从头再来，然而，某一天他突然永远倒在签合同的路上，回到家乡安葬时，我扶棺感叹：不管走到哪里，人总要回家的。迁徙，它是一部血泪史，也是一部英雄史，更是归宿史。读懂它，就读懂了中国人的来路——我们从来不是守着故土一成不变的民族，我们民族就是靠走出来的民族。走，是为了活；活，是为了传；传，是为了让后来的人，不再需要迁徙，永远不要让后人像那些在炮火中流离的土地一样，被命运赶来赶去！

即使命运颠沛游离，道路坎坷不平，我明白，人生没有一成不变的道路可走，只有永远朝着希望的方向前进。有曲折也有坦途，有风平浪静，也有急流险滩，但一路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永恒。

就像通山。

就像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