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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国庆前夕，由九宫山返京的姚雪垠先生写了一组题为《吊李自成墓》的七律，开首即吟道：
为写英雄悲壮史，
三年五拜闯王坟。
姚老首次去九宫山是在1983年5月，目的是考察李自成牺牲遗址，之后曾在《文汇月刊》上刊出《九宫山麓吊李自成》一文。1985年5月和10月，他又两次赴通山，先后出席“纪念李自成殉难340周年学术研讨会”和“湖北省首届李自成归宿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表长文《李自成的归宿问题》。1986年6月，他在出席湖北省为他和徐迟、碧野举行的“三老”创作50周年纪念活动后，又来到通山，住在凤池山庄潜心写作，期间曾两度去李自成墓凭吊。这样，他在三年多时间中五次拜谒了“闯王坟”。
我自1977年秋至1985年春任姚老助手，主要工作是将他的口述录音整理成小说初稿，同时帮他去图书馆查阅相关史料，以及回复读者来信。青年时代我师从瞿蜕园先生（1894—1973），对历史素有兴趣，但没有特别关注过晚明史。自此因工作需要，开始浏览各种涉及明末农民起义的野史笔记；而去图书馆，则主要是查阅清朝的方志和一些罕见的别集（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庋藏的手抄本《杨文弱集》）。那时我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每周六下午则去姚宅闲聊。闲聊的内容从历史到艺术，文坛到政坛，海阔天空，百无禁忌，当然也包括《李自成》创作问题。1981年之前，姚老的主要精力花在第三卷上，为写好某些单元如《燕辽纪事》、《辽海崩溃》，曾去东北和山海关一带考察。但我们的谈话不限于第三卷，常常会回顾前二卷，或纵谈第四、五卷，包括李自成的失败与结局。
关于李自成的结局，早在1957年动笔写第一卷时，姚老已经明确，就是殉难于通山九宫山。这个地点曾长期被误认为在通城，原因是，清初大诗人、《圆圆曲》作者吴梅村写过一部记叙明末农民起义史事的《绥寇纪略》。该书分十二卷，每卷有一个三字标题，如《渑池渡》、《车箱困》之类，其卷九《通城击》写李自成之死，提到“通城有九宫山，一名罗公山，山有元帝庙”，李自成撇下随行的二十骑，单骑登山，于入庙参拜时被击遇害。《绥寇纪略》影响很大，这一记述遂被后来的史籍如《明史》以及同治年间修纂的《通城县志》等所采用，以至于1949年后通城县在城外一座小山脚下修筑了李自成墓，并请郭沫若题写墓名。
但这一记述是错误的，早在清代就已受到质疑。如夏夑《明通鉴》写李自成之死，大致沿袭旧说，而在正文下面的《考异》中则指出，“九宫山实隶通山”，在“通山县南九十里是也”。1955年，《历史教学》杂志收到通山县一位小学教师的信，对历史课本中所载“通城”之说提出疑问，根据当地传说及他所查阅的县志、宗谱，认为李自成系在通山九宫山下的牛迹岭被程九百杀害。杂志编辑部请明史专家、《晚明民变》的作者李文治回信答复。复信旁征博引，考证出李自成确实被害于通山九宫山。该信发表后，郭沫若表示认同，从此这一考证乃成定论。而姚老不仅认同这一结论，还从李自成的败逃路线作过具体论证，在小说构思中也早已确定将通山九宫山作为李自成的归宿。
与遇害九宫山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说法，是说李自成失败后潜入湖南石门县夹山为僧，法名奉天玉和尚。这一说法缺乏史实依据，也不符合姚老考证的李自成败逃路线，所以不可能被他接受。但作为小说家，姚老对有助于艺术虚构的各种传说都颇感兴趣，乐于借鉴。在他塑造的几员义军大将中，田见秀是一个体恤民情、毫无架子、淡薄功名而又特别信佛的人，于是他决定把夹山为僧之说移花接木到田见秀身上，并给田取字“玉峰”，以与“玉和尚”相对应。
在我任助手的最初二三年中，几乎每天都有读者来信。这些信大都寄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托该社转交姚老。信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赞赏《李自成》前二卷，期盼早日读到后三卷。也有一些来信提出各种问题，希望得到解答，印象中有几封谈的便是夹山为僧说。来信通常由我处理。由于没有时间逐封回复，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商量后，打印出一种格式统一的感谢信，以该社文学编辑室的名义，代表姚老向来信者表达谢意，而我只须填上收信人姓名即可。碰到比较重要的信，则单独作复。记得有次收到一位老先生的竖式文言信，谈的正是石门奉天玉和尚的传说。我一时技痒，也用竖式文言作复，用的是助手名义。发信之前，特意给姚老看了一下。姚老很高兴，连声说：“好，好，让他知道，我的助手也会‘抬头’、空格！” 换行抬头与空格都是文言信中惯用的示敬格式。我学生时代受瞿蜕园先生等老辈熏陶，很早就学会了写文言信。最近，蜕老的旧著《文言浅说》重版，其中谈到文言信的写法，便指出，“凡涉及对方的字句，应提行或空格写，若涉及对方的尊亲更应抬高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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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姚老首次去九宫山时，我留在北京没有随行。但他曾写信给我，谈及相关行程，返京后更曾详述一切。后因《文汇月刊》副主编谢蔚明约稿，他写了长篇散文《九宫山麓吊李自成》。
姚老写《李自成》，并不按照事件的时间顺序着笔，而是将情节分成或大或小的若干单元，哪个单元构思成熟，就先口述那个单元。1980年完成第三卷后，他因先后发表论文《论〈圆圆曲〉》和《评〈甲申三百年祭〉》，思维更多地集中于李自成的败亡原因与过程，便决定先创作第五卷。那时在我们的交谈中，我仍会不时提及第四卷。譬如刘希尧系革左五营的头领之一，外号争世王，在第四卷《汝宁会师》中将正面登场，可是第一卷中，李自成手下有员偏将也叫刘希尧，这就需要作些艺术处理。又如第二卷《商洛壮歌》中李自成的老营总管任继荣，后来突然消失，而据野史记载，其人似乎应当在第四卷的情节中重新出现。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姚老总是以他特有的自信口吻，说：“这好办。”
然而更多地萦绕在他脑际的是第五卷的人物情节。九宫山之行，使他得以亲临338年前李自成殉难“现场”，与当地人一起摊开地图研讨李自成的奔逃路线，听他们讲述相关传说，了解李自成的遗物下落，以致在第五卷各单元中，《巨星陨落》的细节构思变得特别清晰，创作冲动也愈加激发起来。
从通山回京后，关于李自成死时的场景与细节成为他与我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在《九宫山麓吊李自成》中，也有一段文字真切地描写他与九宫山当地人边走边聊边构思的情形——
这时，我一边和同志们谈话，一边考虑着我的创作，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我平生的职业习惯。我告诉同志们，我打算如何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处理李自成的战马和宝剑。一位同志遥指着右前方约三里远的山头上的巨大岩石说，此地民间传说，那好像朝向这里望着的岩石是李自成的战马变的，又指着巨大岩石前另一座小山头上的一棵孤松，说那是系马松。我的心中猛一亮，一个故事细节完成了。这一民间传说，多么悲壮，多么引人暇思！
由于总有各种各样的杂事找上门来，包括一些杂志的约稿、一些书籍的约写序言，以及陕西台拟将《李自成》改编成电视剧的问题等等，不可避免地牵扯了时间和精力，他真正开始口述李自成之死，已是1983年秋天。下面摘录一段我当年10月23日去姚家后写的日记，从中可以看到他在各种来访干扰中依然潜心创作的一幕——
83，10，23，下午——晚，姚宅
《青春》邢熙坤、杨光中前往访问。他们走后，我谈起拟给《青春》开辟的栏目，问姚《小说经纬》这个题目好不好，姚说：“好。”
姚说：“《文汇月刊》要约你写篇关于我的文章，谢蔚民会去找你。”
陕西台美工阎好荣携服装设计图前来征求意见。录音机拨错一档，声音未录进去。
我谈到服装应尽量生活化，避免戏装化时，姚说：“这个意见很重要。”
姚谈到对《李自成》服装的各种见解，说：“披风、斗篷，史无记载，是我凭想象加上去的。因为脱起来方便，宜于打仗。”
阎走后，我谈起《慧梅之死》不能拖得太长时，姚说：“是的，《红娘子》也不能拖得太长，拖长了会显得松散。”
姚大谈正在录音的《双星陨落》，谈到李自成之死，乌龙驹化石的浪漫主义结尾，得意而激动。
谈到明日拟去首都图书馆参加建馆纪念活动时，姚说：“别的活动可以不参加，图书馆的活动是应该去的。”
谈到是否前往香山参加曹雪芹故居开幕仪式时，姚说：“就怕我到西安去了。”
这则日记清楚地显示，他口述录音《双星陨落》是在10月间，距他去九宫山已过了差不多5个月。5个月中，有关李自成殉难的种种细节，诸如当日雨后放晴的天气、所藏山洞口破而复织的蛛网，尤其是乌龙驹意识到危险而不发一声的表现，等等，在他心中反复酝酿、补充，到正式录音时构思已完全成熟。而乌龙驹在几度枫叶红中萧萧长嘶，最终化为巨石，宝剑易主后出鞘夜鸣等浪漫主义手法，也已经过不断修饰、提炼而成竹在胸，所以他谈起来才会“得意而激动”。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单元最初准备既写李自成之死，也写张献忠之死，所以题为《双星陨落》，但在口述过程中，觉得张献忠之死纯属别一氛围，放在同一单元很不谐和，于是决定单写李自成，而将标题改为《巨星陨落》。
《巨星陨落》的口述直到12月上旬方始完成，待我将录音整理成文，已是1984年春。在所有第五卷录音稿中，《巨星陨落》是姚老十分自得的一个单元。1985年《中国作家》创刊，希望姚老提供一篇高水准的小说稿，他交出的便是《巨星陨落》。第五卷中有些单元他是不太满意的，或两度录音，或反复改动，而《巨星陨落》则一遍定稿，在《中国作家》创刊号上发表后就不再修改。
1985年5月和10月在通山召开的研讨会，我因已经辞别姚老，调往湖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以都没有参加，但对会议情况也有所知闻。两次会议，重要的是后一次，据说湖南石门也来了人。会上表现非常活跃的是湖北大学教授张国光，张先生的好辩和敢于独持异见在学界是有名的。会后他曾来寒舍，坐了三个小时，大谈自己如何论辩，如何把对方驳得“丢盔弃甲”，“体无完肤”。他力主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认为“夹山为僧”说经不起一驳。此外他还滔滔不绝地大谈《弋闯志》之伪。《弋闯志》是通山县小学教师朱型淼家藏的旧稿，原文写于顺治二年腊月，对李自成败逃至九宫山牛迹岭遭乡勇弩铳击毙的过程有清晰的记述，而朱提供的是民国元年由其祖父重录的手抄本。我因没有见过《弋闯志》原件，只能恭听张先生的雄辩，而无法对其真伪发表意见。
姚老在会上曾两次即席发言，事后整理成文，题为《李自成的归宿问题》，发表在1986年2期《湖北大学学报》上。该文没有八股气，却是观点鲜明、论据充足、论述严谨。全文分为四部分：一、混乱议论的出现及问题的必须澄清；二、李自成悲剧产生的主因及其败亡路线；三、李自成死于通山之铁证；四、结束语。其中重点在二、三部分，特别是第三部分，从清朝方面和明朝方面留下的文字史料、清初人的重要野史记载、通山县志和若干宗谱的记载、正史和一些重要史书的记载、李自成的遗物与地方传说、忠贞营的出现等多方面论证了李自成的归宿。其中也有一节专谈《弋闯志》。与张国光观点不同，姚老认为，由朱型淼祖父移录的手抄本虽受知识水平限制而略有脱误，但并非故意作伪，因此在论证李自成结局上是一个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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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85年春离京后，与姚老仍经常联系。1986年5月中国作协在黄冈举办“历史小说创作座谈会”，与会的宝文堂书店编辑、《括苍山恩仇记》作者吴越向姚老提出编写《李自成》节本的建议。因为该书店曾出过由茅盾、周振甫、宋云彬等节编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所以引发姚老兴趣。但他抽不出时间，于是请吴越先生找我商量，希望由我来承担这一任务。我表示乐于做这件事，但我认为，节本应当是对全书的节写，因此只有在《李自成》五卷出齐后才能着手。这样事情就又搁下来。
姚老于黄冈会后，到武汉参加“三老”创作50周年纪念活动。活动期间，他告诉我，一直想离开北京，找个安静地方躲起来写作，所以这次会后将去通山住几个月，并让我抽空也到通山去一次。不久后我就接到他从通山寄来的信，说他住在凤池山庄，正在修改旧著《春暖花开的时候》，再次表示希望我去看他。于是我同省文联说了一下。恰好文联一位负责人也要去探望姚老，我便搭他的车去了通山，时间约在七八月间。
到了凤池山庄，意外地遇到《巾帼悲歌》编剧罗欣。前几年在北京，受姚老嘱咐，我曾关注过将《李自成》改编成电视剧的事，还在《中国广播电视》上就此写过一篇文章，所以与罗欣早就相熟。见面之下大家都很高兴。不记得是当天还是第二天，我们一起去了闯王陵并合影留念，这就是姚老诗中所指“五拜闯王坟”的最后一次。然后我们拾级而上，来到李自成纪念馆。馆内桌上放着笔墨纸砚。以前姚老已为该馆题过一副长联，当天是否又曾挥毫，我记不清了。记忆犹新的是姚老笑着要我即兴题诗。我毫无准备，仓促之中，吟成七绝一首——
英雄到此事堪哀，碧水东流去不回。
今夜九宫风动竹，声声犹似马鸣悲。
在平水韵中，“哀”、“回”属《十灰》，而“悲”属《四支》，所以此诗的押韵有欠严谨。此外，年青时向瞿蜕园先生学诗，蜕老曾告诫我，律诗和绝句的韵脚要尽量避用同义词，这首诗中“哀”、“悲”似犯此病。不过姚老认为写得不错，末句与他对乌龙驹的描写恰相呼应。由于未带图章，这幅字我是带回武汉钤印后再寄给李自成纪念馆的。
我在凤池山庄住了一晚，期间曾与姚老畅谈。在我调往湖北省社科院之前，《李自成》第五卷的录音已整理完成，时隔一年，我比较关心第四卷的进度。而姚老告诉我，后任的助手不太适合整理小说录音，他准备自己动笔写第四卷。我问他准备先写哪个单元，他说要再想一想。我们又谈起出节本的事，他给我看了《李自成》责编王维玲的来信，信中反对由宝文堂书店出节本，认为这会影响原著销路，并说外界对《李自成》是否太长已有质疑，出节本等于认同这种质疑。对此姚老不以为然，他说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读者，《李自成》可以有少儿版，有连环画，当然也可以有节本。不过他同意我的意见，等全书完成后再说。他说，全书还要统改一遍，那时再来节编会更好。
谈起《春暖花开的时候》。姚老说他几年前在棒槌岛度假时曾重翻一遍，弥漫于小说中的生活气息使他仿佛又回到了抗战岁月。既然该书曾被诬蔑为“色情文学”，在内地绝版40多年，在香港和新加坡又因盗版而不胫而走，那么重新修订出版应该是有意义的。我问他作了哪些修改，他说计划中的《春暖》是个三部曲，已问世的只是第一部，现在已不可能完成后二部，所以要对第一部作些加工，使它看上去像个相对完整的作品。此外，当年书在国统区出版，提到共产党领导的救亡运动，只能用很隐晦的笔墨，现在修订，可以放开写了。而且，姚老对党内“左”的表现和简单粗暴的领导作风是有过亲身体会的，他在修订本中将这些经历也作了艺术再现。他说：
“别人看不懂，你一看就会知道，我把王阑西，把秦博古，都写进去了！”
抗战初期，姚老与王阑西曾一起主编《风雨》周刊，负责发行的是吴强。而为工作分配事，长江局领导博古亲自与姚老谈过话。这些往事在以前的闲聊中就曾不止一次听他谈及，譬如在我1983年12月25日的日记中便有如下一段记载——
83，12，25，黄昏——晚上，姚宅
……
又谈起写《评传》事，姚说：
“我有一份《自传》，交给党了。未留底稿，曾想把它复印出来。后来一想，反正我生前也无法发表，还是等我死后，由别人去公布档案吧。中间谈到我与王阑西的矛盾，还谈到我和秦博古拍桌子吵的事。我是以检查口吻谈的，实际上他们当时很‘左’。王阑西直到现在还想利用我。清除精神污染开始后，他来找我，说他有周扬、陈荒煤的材料，可以提供给我，要我去发言。我怎么会干这种事？他今天还这么厉害，可见他当年是什么样子了。”
在凤池山庄，我并未翻阅《春暖》修订稿，直到10多年后因编辑《姚雪垠书系》，才完整地看了一遍。小说中有个次要人物陶春冰，是姚老以自身为原型塑造的，而创办与离开《风雨》周刊那段经历则通过陶春冰与吴寄萍的一次谈话表现出来。
关于我和姚老之间的各种谈话与通信，回忆起来可以写一本书，其中与九宫山相关的只占一小部分，这里就不多谈了。
还有一件与我无关却值得一提的事是，1986年，时任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曾来通山视察。当他获知姚老住在凤池山庄时，特地前来探望。闲谈中姚老提到，李自成墓应由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升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胡启立表示赞同，说返京后会向文化部反映。大概过了不到一年，姚老的这一提议就被落实了。(俞汝捷)